儒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取向

孔子和孟子是先秦儒家的“正统派”代表。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出身于一个衰落的贵族之家。他年轻时曾做过许多卑贱的事，后来长期过着私人讲学的生活。据说他先后共有“弟子三干，贤人七十”。他经常带着门下弟子，周游列国，但很少有亲自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晚年整理文化典籍，据说，《尚书》和《诗经》是他整理出来的，《春秋》是他编定的。《周易》附有他的解说，《礼》、《乐》经过他的审定。他去世后，门人弟子把他的言论辑成《论语》。

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是“仁”、“礼”、“中庸”，而“仁”居于核心的地位。《吕氏春秋·不二》说：“孔子贵仁。”“仁”字古已有之，从二从人，显然是指人际关系，可以说孔子以仁为中心建立了儒家伦理学。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意即仁者应把人当作人来爱护。他还把为仁之方叫做“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包括正反两面，其正面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反面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换位思维，将心比心。孔子的这一“忠恕之道”后来在儒家经典《大学》中发挥得更加尽致，其言曰：“所恶于上。毋以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有，毋以加于左；所恶于左，毋以加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就是以自己衡量别人之道。对于统治者来说，能够宽以待民，惠以使民、勿行苛政，就算“仁人”，其所施政就算“德政”。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拱之。”上述思想在历史上发生很大的影响。“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也不乏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信条。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意即加强主体道德修养以符合社会性的道德规范，这就涉及“仁”与“礼”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仁”与“礼”是一对矛盾，仁是内在的道德自觉，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仁以礼为准则，礼以仁为根据，两者互相规定，互相补充。但孔子更重视对于道德主体精神——一“仁”的培植，以给“礼”注入一种内在的新精神、新生命。他看到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若缺乏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单纯凭借社会性的外在约束。其效力是非常有限的。“中庸”是一种修养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融矛盾、避免冲击、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孔子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张伤年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曾以十个命题对孔子思想加以统摄，这十个命题是：“一、述古而非复古；二、尊君而不主独裁；三、信天而怀疑鬼神；四、言天命而超脱生死；五、标仁智以统礼乐；六、道中庸而疾必固；七、悬未知而重闻见；八、宣正名以不苟言；九、重德教而卑农稼；十、综旧典而开新风。”这十个命题可以涵盖孔子思想的整体风貌，值得咀嚼、消化，加深理解。

孟子(约公元前385一前304年)，名坷，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他一生的经历很像孔子，长期过着私人讲学的生活。他一直崇拜孔子，景仰孔子的学问德行，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由于他全面效法孔子，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号“圣人”一一“亚圣”。他的思想观点见于《孟子》一书。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力倡“仁政”，反对暴政。他认为仁政与暴政的分野，在于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认为：国君若施行仁政，首要的是在经济上使民有恒产，要使八口之家有百亩之田，打了粮食可以吃饱，养了家畜可以吃肉，种桑养蚕可以穿衣，于是“民有恒产乃有恒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教化，就可使人们孝敬父母，尊重长者，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淳朴民风。孟子倡导的仁政，实际上就是耕织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这是一条有利于当时社会封建化的主张。此外，孟子的仁政说在政治上主张“尊贤使能”，在军事上主张：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孟子主张仁政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的根苗，不过有的人后来保待发扬了这种本性，有的人则把它丢掉了。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说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志士仁人。对孟子的上述观点，人们曾讥之为先验道德论和超阶级人性论。然而换一个角度，它肯定了人有接受道德观念的潜在可能性，也肯定了后天学习修养的必要性，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这一方面说来，孟子的人性论又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古代民主思想。他认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民众，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所谓“民为责，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天子、诸侯、大夫、国家都是可以改立变置的，只有民众是无可改换的，因而人民是最根本的。孟子还提出国事由国人来决定的古代民主论，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夫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在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当时虽不能达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认识高度，但也揭示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民心向背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观点，都成为流传不息的千古名言。

荀子(约公元前313一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晚期赵国郇（今山西猗氏县)人。他曾在齐国游学，是齐国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和学术领袖。他的著作编为《苟子》一书。

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荀子·天论》中，他提出系统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其要点是：(一)天道自然。他认为宇宙万物不是神造的，而是自然界的自我运动变化，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冲决了天命神学的堤坝，为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天行有常。他指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常道、常数即自然界固有的规律，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还说，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取消冬天，地不会因为人们嫌远就缩小它的面积。人只能认识规律，因顺常则。(三)天人相分。他认为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自然界有时也会出现“星坠木鸣”等怪异现象，但它与社会人事并无感应关系。社会治乱的根源只能从社会人事方面去寻找：“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式，则天不能祸。”(四)制天命而用之。他主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征服自然，为人类自身造福，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苟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充满积极进取的蓬勃精神。

荀子的“性恶论”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说。在荀子之前孟子的性善论曾认为：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内在规定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先验的道德。苟子也承认，道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规定性，但他又认为，道德规范不是天赋的、固有的、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人为的、文明积淀的结果。至于人生而与俱的自然本性是恶的，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出于人之本性。苟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并不认为人性是不可改变的，相反他主张通过“化性起伪”，不断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同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样，荀子认为“途之人可以为禹”，其根据正是后天的修养与锻炼。可见孟荀的人性论在形式上截然对立，实际上却是异中有同，得失互见，甚至殊途同归。郭沫若说得好：“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恶，说虽不同，而用意则一，盖性善故能学，性恶必须学也。”先秦儒家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地位的重视和对道德精神的高扬上。先秦儒家首先肯定人的价值。《孝经》记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提出“良贵”观念。所谓“良贵”，就是“人人有贵于己者”亦即人的内在价值最宝贵，是任何身外之物所不能比拟的。荀子也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其次，先秦儒家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他们提倡松柏气节，主张“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标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苟子提出“德操”观念：“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先秦儒家这种重视气节操守的价值取向有很多良好表现，它可以表现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斗争精神，可以表现为“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屈精神，可以表现为“士可杀不可辱”的抗暴精神，也可以表现为“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牺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再次，先秦儒家还倡导“内圣外王”、“参赞化育”之道。他们主张先完善个人道德人格的修养，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开物成务、建立事功。对这一思想表达最为系统的是《大学》、《中庸》。《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即是儒家著名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日属内圣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之学。《中庸》论述“尽性”(即内在道德修养)与“参赞化育”(即对外部事物的改造)的关系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被后世儒者视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并称之为内外并举、本末兼顾的“十字大开”的基本模式。然而从实践中看，从儒家价值观整体看来，它重视道德的扶植，而忽视力量的培养、知识的研讨和功利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德力分离、德智分离和义利分离的不良倾向。用当代某些学者的话来说，先秦儒家及一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有“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偏颇。